拉闸限电的背后，确实是一盘大棋
广东、江苏等地对高耗能工业拉闸限电的消息最近引起了热议。而东北对民用电限电，更是将舆论推向高峰。目前来看，拉闸限电的现象似乎还有朝多地扩散蔓延的趋势，并且可可能并不是一个短时段的现象。
两种迷信
针对多年未见的大范围限电现象，很快有大棋党跳出来“揭示”拉闸限电背后的良苦用心。有说限制产能、拉高出口商品价格以对美输出通胀的，俗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有说为防止日后产能过剩而提前布局的，所谓“未雨绸缪，未焚徙薪”。有说这是打击国际资本炒作大宗商品（进口煤）以争夺定价权的，也有说是为了防止国内企业赚太多外贸单的钱引发输入性通胀的。
简而言之，拉闸限电是考虑到长远和全局利益而牺牲短期和局部利益的计划性手段。且不论部分说法与数据事实不符，这些论断也高估了官僚系统的调控能力。仿佛整个体制真的是铁板一块的理性化身，而一切结果都在预料之中。如果真是这样，我们除了举双手支持拉闸限电的英明决策，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天风期货
但反对大棋党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强调动力煤价格飙升导致火电厂亏损以及地方年底完成能耗双控指标任务等综合因素的影响。简而言之，拉闸限电的原因是煤、电和地方耗电的指标都不够了。这说明拉闸限电完全是在政策预料的范围之外，而非计划内的。
在这些说法当中，限电成为了市场变动所带来的不可计划的结果。但这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例如，一种典型的说法是电力价格改革没有跟上煤炭价格市场化的步伐，从而导致火电厂亏损，无法正常发电。如果允许电价更大幅度的波动，就不会有限电的结果。而经济发达省份的企业临近年底被拉闸则是由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还不够健全。因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没有理顺商品价格的市场化机制，导致“要素市场的市场价格扭曲”。
36个国家（含中国）平均销售电价情况，信息来源：国网能源研究院
乍一看，这些解释似乎是以现实数据指标作为依据的，因而更可靠。但有意思的是，这些分析也就止步于价格了，却对价格的形成不做深究，仿佛把一切交给市场的自发秩序去解决就大功告成了。于是，我们再次失去了提问的机会：煤价为什么飙升？煤为什么不够？允许电价上涨，电就够了吗？煤和电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不够？地方能耗指标为什么不够用，允许碳排放权交易就够用了吗？
这种借用对市场机制的迷信来反对大棋党的观念其实是非常无力的。只要稍微朝上走两步，一种迷信就会同另一种相遇了。实际上，煤价高涨的背后，是煤炭生产长期受能源结构调整和安全生产政策的影响。火电厂买不起煤，买不到煤——电不够其实还有火电退出常规发电为风光电让路的因素——则同样是煤炭和煤电行业去产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果。能耗双控本身，则更是顺应碳达峰碳中和的要求，将指标自上而下层层分配的措施。这些难道不都是“大棋”吗？
的确，拉闸限电本身不会是下大棋运筹帷幄的结果。但正是由于下大棋，我们才无法避免拉闸限电。真正需要问的是，实现双碳（碳达峰碳中和）只能靠下大棋来实现吗？拉闸限电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吗？环保不应该提升每个普通民众的幸福感吗？环保和民生之间，一定是冲突的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回顾，这几年的能源和电力大棋究竟是怎么下的。
煤炭去产能
2016年2月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7号（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05/content_5039686.htm），明确工作目标是从2016年开始，用3至5年的时间，煤炭产能再退出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较大幅度压缩煤炭产能，适度减少煤矿数量。
但是，去产能计划的落实在总体趋严与缺煤保供的矛盾之间摇摆。早在2016年4月，多部门就联合出台了“276”政策，要求全国所有煤矿按照 276 个工作日规定组织生产，即直接将现有合规产能乘以 0.84（276 天除以原规定工作日 330 天）的系数后取整，作为新的合规生产能力。此举叠加去产能措施立刻导致当年煤炭产量下降 3.24 亿吨，相当于在不足一年时间内完成了3-5年计划减量65%的任务。这导致煤价迅速飙升，港口 5500 大卡煤价从 2015 年底最低点的 352 元 /吨快速拉升至 2016 年底的 741 元/吨，致使年底前 276 政策便草草收场。
于是，2017年重新大批核准、核增了煤炭产能。2017 年-2020 年全国累计核增煤矿产能超过2亿吨，核准的煤矿产能超过3.45亿吨。截至2020年，这一波煤炭产能释放周期已经基本结束。而2020年以来，由于严控超能力生产、严格安全检查和环保整改，煤炭产量增速再次趋缓，煤炭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
作为全国煤炭产量最大的省区，内蒙古从2020年5月起开展了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对涉煤腐败倒查20年，许多涉事煤矿在经过整治和完善手续后得以恢复生产，估计涉及年产能约1.5亿吨。而同年鄂尔多斯市也实行减产，规模以上煤炭工业企业生产原煤约6.4亿吨，同比下降11%。这些都是2020年底以来煤价再次疯涨的影响因素。
2016年供给侧改革以来5500大卡现货煤价走势，来源：中国煤炭市场网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煤炭经济运行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消费量约21亿吨，同比增长10.7%。同期，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19.5亿吨，仅同比增长6.4%。尽管今年下半年以来加快了煤炭产能释放以实现保供，但缺口暂时无法得到填补。在今年的煤炭经济论坛上，有分析师给出了全年动力煤缺口超6200万吨的预测。
另外，在去产能的过程中，煤炭产地已经进一步集中到晋陕蒙三个省份来了。当前三省产量已占到全国煤炭产量的70%，靠这三个省保持全国煤炭供应，至少增加了运输难度。这进一步加大了其它地区的火电厂迅速获得电煤补充的难度。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电煤价格高，其实是供给被卡了脖子。也不是煤矿不够多，而是停工停产的多。煤炭供给明显受能源结构调整和安全生产政策影响，并不是将电力价格市场化就可以解决问题。究其根本，没有预估到今年煤炭需求的快速增长，而长期的煤炭去产能政策产生惯性，煤炭迅速增产和获得补充受到制度阻碍，是火电厂最终无煤可烧而拉闸限电的主要原因。
煤电去产能
然而，火电小时数不断下滑造成了火电（主要是煤电）装机容量过剩的假象。因为传统观点认为，火电利用小时达到5000小时是供需平衡，4500小时是宽松，低于4000小时是过剩，而2020年全国火电设备小时仅4216小时，已经接近电力过剩。这促使各地加大力度对煤电实行去产能的措施。
在《中国有色金属》刊登的《煤电：“关停”还是“被关停”？》一文中，作者指出一些地方本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原则推行去产能的举措。2020年，许多省份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能源局下达的任务，山东关停了很多自备电厂，关停容量是任务目标的13倍。有业界人士表示，在政策层层加码过程中，“关停30万千瓦以下”被执行成“煤电机组全部关停”，甚至有些规模较小但在进行了巨额环保投入后生产完全达标的火电机组，也在“凡是烧煤的都关停”的大棒之下，没能幸免。
实际上在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四川、湖南、浙江、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尽管2020年火电小时低于4000小时，但已经出现电力缺口，开始有序用电。这说明传统观点已经过时，不能对可再生能源已大规模并网的新电力结构照旧判断了。而在风光电持续大规模并网的将来，火电小时保持低位应该是一个常态。
但另一方面来看，火电小时数持续下降也的确会产生负面影响。对于火电企业而言，装机却不出力意味着机组闲置，而政策上对闲置机组的补贴（例如对火电灵活性改造的补贴）是杯水车薪，因而加剧了火电企业的亏损。一些火电企业甚至干脆一关了之。而火电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进一步加剧了它们面对高企煤价的脆弱性。这些也可能是造成多地限电通告中出现的“火电机组停机容量大”的因素之一。
风光消纳难题
风光消纳难题指的是现有电网消化吸纳新增风电和光电的问题。从常识上来说，风电和光电越多，总电量不是就越多吗？为什么会和拉闸限电有关呢？这主要是由于风光电要提高在发电量中的比例，取代火电成为常规电力，就必须促使火电转变自己的功能和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
作为风电资源最为集中的“三北”地区，风电装机建设项目长期以来较电网消纳能力建设更为超前，而本地对新增电力的需求又不大，也导致了多年的“弃风”顽疾。而东北的风电消纳难题尤其突出。冬季的火电供热期（热电联产机组居多）、水电枯水期和风电大发期重叠，导致了调峰非常困难。也就是说，火电、水电尚且自顾不暇，哪里还能顾得上为风电调峰呢？因而，尽管此时是风电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段，但也只能弃风限电而不用。
三北地区弃风率在2015年前后达到高峰
从理论上来说，为了增加电网对风电的消纳能力，就必须通过关停和改造火电来为风电腾出空间。其中改造火电就是指对火电的灵活性改造，将火电从发电的主力逐渐转变为配合可再生能源的备用电力，主要表现为让火电机组成为调峰机组（风光无法发电或满足需求时才由火电迅速顶上）。因而，对火电的灵活性改造成为解决风光消纳难题的必要措施。
但是，火电灵活性改造的速度可能并没有跟得上新能源并网的计划速度。
根据2021年国家能源局下发的《国家能源局关于2021年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发新能〔2021〕25号）（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5/27/content_5612874.htm），2021年的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进入任务化阶段，9000万千瓦的并网目标（包括风电光伏新能源的并网指标）必须实现。而9000万千瓦仅仅是一年的任务指标。
根据《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热电机组和常规煤电灵活性改造规模要分别达到1.33亿千瓦和8600万千瓦左右，合计2.2亿千瓦。但电力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完成灵活性改造的煤电机组仅有5000多万千瓦，不足规划的1/4。
这可能会导致什么后果呢？不仅可能造成新一轮弃风弃光，更严重的情况是为了达成并网指标而强行关停并非过剩产能的煤电机组，从而威胁电网安全，产生供电缺口。
2018年，内蒙古就已经出现过一边是大量弃风、一边则是供电不足的现象，导致当地工业大户被限电。究其原因，就是前期为保障新能源上网，关停了大量的煤电机组，当风电和光伏由于气象原因停止出力时，托底的煤电机组又缺乏足够爬坡能力。
尽管存在这样的风险，风光新能源的装机规划仍然在不断加码。吉林省规划到2025年，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到2030年时，装机规模目标是三个三峡，达到6000多万千瓦。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吉林省将新上208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平均每年大约新增400万千瓦。辽宁省发改委发布的省风电项目建设方案（征求意见稿）也指出：计划新增风电项目1220万千瓦，由电网企业实行保障性并网。
而在吉林此次限电的通告中，已经提到“火电机组停机容量大”、“新能源发电电力偏小”等问题。
由此可见，新旧能源转换过程中的冲突，也是导致拉闸限电的一个因素。但综合整个能源转型和去产能政策的执行过程来看，体制性的老问题是这种冲突被放大的原因。一刀切、层层加码，已经是我们在各类政策执行中屡见不鲜的痼疾。而单向的对上负责制与民众问责制的缺失，则是背后的机制根源。
在这个上层意志高压传达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举国体制的特点，同时指令性的指标分配和锦标赛式的横向竞争，导致手段埋没了目的，最终酿成灾害性的后果。过去，在引进外来资本和技术、发展高耗能工业的进程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问题，而在努力将环保减碳作为一项产业（同时也是利润来源）来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问题。
双碳如何实现
Nature/Global Carbon Project
最后想谈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有没有将民生和环保目标统一起来的方式。当然，这是在双碳的基础上来谈的。可以看到上图，Nature/Global Carbon Project统计了1900年以来全球各国碳排放变动的过程。1900年全球碳排放为19.57亿吨，到2018年已经达到168.31亿吨。而2018年碳排放前三名，分别是中国占27%、美国占15%、欧盟占9%。应该说，节能减碳原则上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可持续性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必须对当前的减碳模式有清晰的认知。前面我们的论述反映了减碳政策在缺乏普通民众的认识和参与的情况下，得到强力执行的过程。体制试图在不“打扰”民众日常生活的情况下“无声无息”地实现整个社会能源结构的转型。官员对减碳任务全包全揽，而民众唯一的任务似乎是最好不要知道任何相关的细节，更不用谈个人生活方式的转变了。甚至，在多年的政策导向下，我们反而被要求不断提高消费水平以拉动内需。但是拉闸限电实际上将能源转型中的冲突以可感知的方式传达给了民众。只是在种种意识形态的包装下，舆论被导向了丝毫不相关的方向。在各类说辞中，拉闸限电要么完全脱离了减碳的讨论范围，要么被塑造为某种减碳过程中的操作性失误——因而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我们在这里指出，社会的整个发展方式本身就是与减碳的目标相互冲突的呢？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无论怎样按部就班地循着计划去实现整体性的能源转型，我们都将无法真正实现目标，那该怎么办才好呢？
在实践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端倪。储能技术相对于火电灵活性改造技术来说，更加不成熟和遥远，因而火电调峰机组成为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最佳调峰选择。新增火电容量几乎是必须的，而进行这部分建设同样要耗能。而针对风电和光伏材料的生产和维修，包括日后被寄予厚望的储能技术，由于涉及到有色金属的开采、冶炼和加工，需要耗费大量的能源。实际上，当前的化学电池（锂电池、镍氢电池等）工业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且高耗能的工业之一。在一些学者看来，新能源产业更像是资本主义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的结果，尽管长远来看它的确可能带来更少的单位能耗。而这些新的代价到底有没有被计入到减碳的计算公式之中？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我们所处经济系统的结构性弊端，消费刺激和产能过剩总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真的可以在一边鼓励个人挥霍的同时一边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吗？
这里并不是说，我们需要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以实现碳减排的目标，而是说当前的整个经济系统是以刺激对不符合居民真正需求的商品消费作为存续条件的。例如，当今社会用时尚和新潮来包装像特斯拉电动汽车这种消费品的。大部分客户并非出于生态目的而购买它，而是为了赶时髦。实际上，许多购买特斯拉的客户可能已经拥有好几辆汽车了，而他们并不在乎生产和使用一辆特斯拉的能耗和碳排放是否真的比一辆传统高档车要更低。同样，一台智能手机其实可以使用很长时间，但企业为了利润而频繁更新换代。市面上的二手智能手机已经汗牛充栋。
而在生产过剩的同时，我们的经济系统却无法满足每个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例如，我们已经花费太多能耗在城市建造了大量房屋，但是空置率是惊人的。而这些空置房屋由少数人占有着，他们不介意更多人忍受着高昂的房租或债务，同时缺乏舒适的居住空间。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说，那么这样的供需矛盾和贫富分化是与劳动者被剥削（包括薪资不足和过劳等等）相伴的。甚至，在推行新能源的企业当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剥削劳动的普遍现象。（如果不注重对劳动权益的保障，火电的灵活改造和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本身，是否可能会助长电力企业的零工化呢？）
更有甚者，在现有的社会系统当中，民生与生态目标相互冲突的情况并不少见，且几乎不存在协调的可能。例如，在同样被生产主义所召唤的新能源产业当中，我们可以向工人承诺更少的劳动时间和更多的休闲吗？落后产能被淘汰后的失业者，他们有多少成为了网约车平台的司机和外卖员，相比过去更加缺乏工作稳定性？而在已经完成能耗达标的地区，电网要为高耗能工业集中的地区输送电力，从而造成本地居民无电可用，甚至影响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的正常运作。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反而可能掩盖这种吸血效应的实质，并且拉大区域间的贫富分化。
种种现象表明，生态破坏、贫富差距、公共物品的缺乏以及剥削是同一个社会系统带来的后果。如果我们无法促成社会系统的变革，减碳将如同反对996一样，只是技术官僚在纸面上作出承诺的一种美梦。而真正将民生与生态统一起来的方式，应当是实现参与性的和本地化的生态规划和落地。这种方式是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的。否则，即便我们能够避免一时一地的拉闸限电，也无法解决总体有限的能源供应与不断增长的虚假需求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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